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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生与死之歌—汶川地震12年后,幸存者们过得如何?

2020-09-15 10:09

北京日报

灾难过后生活还得继续,12年之后,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们生活得怎样?需要有人做出后续书写,女作家杜文娟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岩兰花开——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》就承担起了这样的职责和使命。


《岩兰花开》 杜文娟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做出这样的承担,对杜文娟来说有着十分强烈的心理动因——她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曾经前往震区加入志愿者的行列。当年的《震区亲历记》是一种亲历,今天的《岩兰花开》则是一种重返。在亲历和重返之间,都倾注着作者炽烈真切的情感。直面灾难,震区的灾民需要疗伤,志愿者也需要疗伤,从这个角度来理解,杜文娟的续写和调查实际上也是一种共同疗治。所以,平复与康复,直面新生活就成了这部纪实作品的主旨表达。

现场性是这部作品给人的最直观印象。杜文娟在十年之后回到震区,与幸存者面对面,聆听和记录。此时的在场,是作家近距离的“望闻问切”,保证了报告文学内容的真实性。而作家的书写,既有作家置身其中的叙述视角,也有当事人的自我讲述,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,其根据都是作家在现场获取的第一手材料。在众多的受访者中,失独者、伤残者居多,一场自然灾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走向,尤其是肢体的伤残不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,也在心理留下了创伤和阴影。正是出于对这种灾害后遗症的担忧,敏感的作家开始了对他们生存状况的调查,读者得以直观地看到十年后幸存者的生存状况。

他们的生活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,多数都能正视现实,平复心理创伤,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生活,尽管已无法回到地震前的生活状态。正如后记所言:“这注定不是一部莺歌燕舞、风花雪月的作品,推进自然缓慢,写作的过程是揭伤疤的过程,也是伤口愈合的过程,是主人公及作者平等对话的过程。丧子爸爸、丧子妈妈、地震孤儿、长大了的伤残孩子、重组家庭、震后宝宝们,成为这部命运交响曲的合唱队员,我则是这首生死之歌的记录者。”

作为一种灾难的后续记录,这部报告文学从采访到选材再到撰写,都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意,选取最佳的进入视角,突出受访者真实而各不相同的侧面,成为写作重心。《不想结婚》《媒婆杨姐》《羞怯的美容手》《轮椅上的绣娘》《画眉雨》等,单从题目的营造上看,就见作家的精心选取。在书中,震后伤残人员自食其力者较多,自然而然地呈现出“生的顽强”,正如本书富有隐喻色彩的书名“岩兰花开”,有一点点泥土就能吐露芬芳。

灾难的后续书写绕不开揭伤疤,事实上,讲述者对当年地震情景的回溯,天崩地裂的天灾所造成的惨状,及其对肉体和心理的伤害是抹不去的记忆。揭开伤疤势必伤痛,但揭开伤疤是为了不要忘却,后续书写是为了展开新的生活。在《不想结婚》中,做土特产商店网络销售员的小张说:“脚已经没有了,没有人帮你长出一双脚,只能勇敢面对,好好珍惜现在,快乐生活。”朴素、坦然中流淌着乐观与从容。在《新希望》中,胸下截瘫的农民段哥把自己的新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,娃儿回来喊一声爸爸,就能让他笑逐颜开。怀有新希望的生活,注定不会晦暗,这种阳光心态也会有助于催生新希望的到来。

多角度也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有所体现——杜文娟不仅深入到了大地震幸存者之中,也乐于倾听相关学者的理性之思,书中的《学者己见》就有三位学者发表了看法。心理学者傅春胜指出:“十年过去了,但心理创伤这一块多少还是存在的,说完全没有,完全过去了,不太现实。”这样的客观认知,也是《岩兰花开》书写中的认知。多角度的另一个体现,是作家采访经历的书写,甘苦自知,书中的《和解之路》就是对这种和解的注脚,其中包括与灾难的和解,也包括与自己的和解。

著名作家阿来有一部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,也是对汶川大地震的回望和反思,并得到了文坛的普遍关注。如果说《云中记》有着浓重的安魂和精神意味的话,那么《岩兰花开》则有着实实在在的对生活和命运的观照。它们一为虚构、一为纪实,都是对灾难后续的反思和直面,经过这样的反思和直面,深重的灾难再次回到人们视野,再次被确认、被牢记。

(原标题:面向新生活的回望与反思

来源:北京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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