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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"白求恩医疗队":一个人 一面旗帜 一种精神

2020-10-16 17:22

中国军网

入夜,河北石家庄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,门诊大楼的灯依然亮着。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,急诊室的大夫们开始与死神赛跑。

在这座以“白求恩”命名的军队医院里,人们总能看见穿军装的白大褂们救死扶伤。

“哪里有枪声,就到哪里去。”1938年,加拿大医生白求恩,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。在延安,与毛主席见面后,白求恩要求一定要上前线。

“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!”换上八路军军服,白求恩一到晋察冀根据地,就请求聂荣臻给他派遣任务。

于是,这挺“机关枪”挺立在破庙中的手术台上,出现在山西省五台县的“模范医院”里。直到离世之际,白求恩还坚持看完最后一名病人。


1939年10月,白求恩在前线为伤员做手术。吴印咸 摄

一块阵地,一种基因

大多数人对白求恩的了解,都始于小学语文课本中那篇《手术台就是阵地》。

“在离火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,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。他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了,眼球上布满了血丝……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,连续工作了六十九个小时。”

1938年1月,白求恩率“加美援华医疗队”,跨越艰难险阻来到中国。到达八路军根据地后,白求恩带人扩建医院,建成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,一支野战卫勤力量应运而生。

从此,“白求恩医疗队”的旗帜便一直伴随着它的战斗基因飘扬到今天。

2019年秋天,野战医疗队队员宋琦参加跨区演练。加入“白求恩医疗队”近20年,宋琦参加过很多次演训活动。但是,这次演习不一样。

第一天,宋琦就嗅到了“火药味”。

“坏了,走错路了!”拐入路口,宋琦对照地图和建筑物,越看越不对劲,急忙喊停。

车队原路返回,宋琦发现相邻不远处还有一个路口。“可地图上只有一个路口。”宋琦恍然大悟:原来,第一个路口是“烟雾弹”。

到达营地后的任务更“惊险”——

医疗后送车一下就运来20多名“伤员”,重症轻伤混在一起,坐了满满一地。军医和护士一共才5个人,大家忙里忙外。

这时,一名“轻伤患者”引起了宋琦注意。治疗期间,他一直观察营区环境,还在地上画着什么。问诊时,他思路清晰,对伤病临床感受的叙述非常完整,还反复询问是否有特效药。

病床紧缺时,这名“伤员”还挣扎起身,为其他伤员腾让病床。

当这名“伤员”趁机坐在物资储备帐篷附近,把手伸进衣服里找什么东西时,宋琦一下子反应过来。

“不好!”顾不得多想,宋琦飞身扑上去。经过一阵激烈搏斗,“伤员”被制服……

宋琦胳膊擦伤了,手心里都是汗。当年博士生毕业答辩,站在6名专家面前,他都没这么紧张过!

原来,一名“敌对分子”伪装成“伤员”,混进了后方医疗所。好在发现及时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作为一支诞生在战火中的医疗队,“白求恩医疗队”一边战斗一边救死扶伤的故事,宋琦听过很多次。

时针回拨到1938年,晋察冀边区。时年16岁的卫生员张业胜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,一直到白求恩病逝。

行军途中、打仗间歇,年轻的张业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医疗知识。1945年秋,张业胜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院长。3年后,他又升任兵团第二兵站医院院长。

为配合作战行动,张业胜汲取白求恩创办“流动医院”的经验,将100多名医护人员分为两个医疗队,一组负责收治重伤员,另一组负责收治轻伤员和内科病人。

兵站医院“建在牲口背上”,一头驮着药品和医疗器械,一头驮着篷布,就地展开就是“手术室”……

“敌”袭警报骤然拉响,刺鼻的发烟弹直接把宋琦呛出眼泪,拉回现实。

医疗队接到撤离指令,可现场还有10多名伤员。担架有限,4名女护士一咬牙抬起病床和伤员就跑。

路上,护士张微微被石头绊倒。来不及查看伤口,她又一手抬起床腿,摇摇晃晃向后送车跑去。

上车后,宋琦给张微微查看伤口。她的膝盖已经肿成大包,小腿也不能回弯。“幸好是最后一个课目,我完成任务了!”张微微松了一口气。

启程返回前,宋琦把“白求恩医疗队”的队旗摘下,仔细叠好,放进背囊里。

队旗下,是一沓写着“优秀”的考核评定证书。

一群人,一束光

“我们隔空拥抱一下吧。”

2020年春天,武汉火神山医院外,准备出院的患者已登车。穿着厚重防护服的“大白”,张开手臂,护目镜下是早已哭红的双眼。

“大白”,是来自“白求恩医疗队”的医疗专家赵玉英。

除夕夜,赵玉英在“请战书”上按下手印。背起行囊,来到集结区域,和战友们举起右拳宣誓时,赵玉英看见矗立在医院住院部楼前的白求恩雕塑正向前挥手。“那一刻感觉特别踏实”她说。

赵玉英还是小女孩时,在课堂上学过《纪念白求恩》。那时,她心里就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
“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,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,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。”赵玉英对这句话印象深刻,现在还能流利地背出来。

高考后,赵玉英如愿进入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。一次上课,老师组织大家测量血型。当结果显示为O型时,赵玉英“高兴得要跳起来”。能和白求恩是同一个血型,能当“群众血库”,那是多幸运的事!

毕业时,成绩优异的赵玉英面临两个选择:一是去北京读研究生,一是穿上军装,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。

赵玉英选择了后者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,创建于抗战初期。白求恩以身殉职后,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,晋察冀军区将后方医院命名为“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。

走进白求恩曾战斗过的医院,赵玉英感觉既兴奋又荣幸。

一次聊到来医院的初衷,赵玉英得知室友张笋也是为“白求恩”而来,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加“闺蜜”。

随后的日子,一同赴非洲参加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,一同参加卫勤力量野战比武,一同参加“白求恩医疗队”下乡义诊活动,两名女军医的战友情谊愈发深厚。

2012年,一个晴天霹雳在赵玉英耳边炸响:张笋被确诊患有脑胶质瘤。

张笋签下了一份器官捐献意向书,想把生命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。为了确保肝肾功能不受损害,能够给受体留下更多时间,她悄悄停了化疗。

生命的最后3个月,张笋躺在病床上,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剧痛。

病房外,赵玉英的手抬起来,贴到房门上,最终又放下去。她怕看到病床上那张强忍痛楚的面庞,也怕自己不争气,只会掉眼泪。

“张笋心脏停搏的证明书,是我签的字。我送了她最后一程。”赵玉英眼眶红了。

签字那天,云层压得很低,闷得赵玉英喘不过气。回到办公室,她呆坐到深夜。手机相册里,张笋的笑容明媚依旧。

人生,能够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。张笋去世以后,双肾和肝脏分别移植给3名患者,延续了他们的生命。

“我不是多么伟大的人,我只是做白求恩传人应做的事。”张笋生前曾这样说。

一个梦想,一个约定

今年8月,来自河北山村的男孩甄一,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河北中医学院录取。

接到通知书后,甄一第一时间拨通“白求恩医疗队”军医步建立的电话,通报这一喜讯。

这名从小患有腿疾的男孩,有个理想:当一名医生,像“白大夫”们一样救死扶伤。

2014年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联合加拿大白求恩纪念协会,组织了“重走白求恩路”活动。

步建立和战友们举着“白求恩医疗队”队旗,走进河北唐县牛眼沟村。

“那是当年白求恩的药房。”步建立指着一户人家的土坯房,向来自加拿大的同行介绍说。

听到有人说话,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。“步医生,你们可真不禁念叨。俺前两天刚说到你们,你们就来了。”崔桂英老人笑着说。

1939年9月,白求恩大夫带领医疗队来到牛眼沟村,建起了后方医院,药房就设在崔桂英家的厢房里。

那年,崔桂英突发胃病,疼得在床上打滚。白求恩为她配了一点药,药到病除。

走近那间破旧的厢房,加拿大医疗队队员格兰特说:“我做梦也想不到,白求恩的药房竟在这个小土屋里。”

离开崔桂英家,格兰特再次见到了拄着双拐的农家少年甄一。3年前,创伤外科专家格兰特曾到“白求恩希望小学”来义诊。

格兰特发现,10岁的男孩甄一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和重度双足外翻等多种病症。

老师说:“这孩子可要强了,每天都坚持自己走,天不亮,就拄着拐杖来上学。”

拐杖,不过是一根树枝。日复一日地摩擦中,甄一胳膊上的伤口总是刚结痂又被磨破。

看到孩子伤痕累累的胳膊,格兰特立即申请,希望中加医学专家共同帮助甄一。

经过17名专家会诊,最终确定由和平医院骨科专家步建立为甄一手术。

走上手术台,如同在刀尖上跳舞,步建立一丝也不敢松懈,细密的汗珠不断在他额头聚积。

医院陆续为甄一实施了8次大型手术治疗。由于手术密集,甄一不得不暂时休学。住院期间,骨科的护士们轮流给他补习文化课,步建立也时常教他英语。

“我主要教他口语。”步建立笑得有些不好意思,“加拿大专家来看孩子,他已经能用英语向人家表示感谢了。”

今年8月下旬,“白求恩医疗队”再次走进牛眼沟村义诊。村民们自发排起长队。

“真好,‘白大夫’又回家探亲了!”甄一到村头迎接医疗队,“你们来了,俺大爷大娘们的病就好一大半儿了。”

步建立和甄一约定:年底再进行一次手术。到那时,甄一就能离自己成为“白大夫”的梦想更近一步了。

一次寻找,一个见证

2012年,中国第十三批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出征。

医疗分队协理员王瑞勇正招呼大家登车时,军医侯会池气喘吁吁跑来,递上一大包东西说:“小中利满5岁了,该上幼儿园了。请把书包转交给孩子,告诉她,中国叔叔很想她。”

5年前,赴利比里亚维和,侯会池曾为一名难产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,还为孩子起了个中文名字“中利”,寓意“中国和利比里亚友谊长存”。

王瑞勇犯了愁:茫茫人海,去哪里找一个非洲小女孩?

当年,那名难产孕妇是由当地一所无国界医院——莫林医院转诊过来的。对小中利的寻找,也就从这里开始。

遗憾的是,由于当地医院电脑损坏等原因,许多病历档案丢失,小中利的线索并没有找到。临别前,医院院长紧紧地握着王瑞勇的手说:“如果能找到这个孩子,她一定会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。”

不久,维和医疗分队来到驻地附近的小学慰问。王瑞勇又向校长打听起小中利的线索。

“叫‘中利’的孩子,一共有6个,最小的也已经6岁了。”校长的回答让队员既失落又惊喜,“中国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,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起一个中国名字表达谢意,有和平、中华、利华……”

学校图书室里,王瑞勇看到,中国军人与学生们的合影贴了满满一墙。照片上,不管是黄皮肤,还是黑皮肤,都笑得那么灿烂。

王瑞勇忽然觉得,能不能找到小中利,其实已经并不重要。

走出国门,每一名“白求恩医疗队”队员都是一面旗帜,一面代表中国和中国军人的旗帜。

从小学回来,王瑞勇给侯会池发去一封邮件——

“侯医生,很抱歉,我们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小中利。但我们找到了许许多多像小中利一样有着中文名字的孩子……”

看到邮件时,侯会池刚刚走下手术台。窗外已是满天繁星,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有时间坐下休息。

头顶的灯发出昏黄色的光,办公室里呈现出家一般的温馨。抬头,看见办公桌上照片里嘟着嘴的小中利,侯会池会心地笑了。


2020年春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“白求恩医疗队”出征武汉。张彬楠 摄

“不能因为轰炸而停止手术”

诞生于抗日战场的白求恩医疗队,还曾上过抗美援朝战场。

为还原这段历史,我们找到老军医宋希圣,听他讲述那段难忘的战斗岁月。

宋老今年90岁,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胸外科主任,现在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二干休所安享晚年。

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唱起这首歌,宋老一下子回到70年前。

1950年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抽组队员参加华北手术队,宋希圣立即报名。

雪花纷飞中,医疗队到达营地。那个距离战场只有3公里的村子,因为敌机的轰炸和扫射,已经沦为废墟。

宋希圣和战友们连夜搭起手术台。所谓手术台,其实就是用木板搭建的简易病床。一架架敌机从天空掠过,发出轰鸣声。在微弱的烛光中,宋希圣为战士消毒伤口,穿针引线,完成手术。

忙碌一夜,第二天还不能休息。山谷里的伤员还等着他们去换药,“有时候这一批伤员还没处理好,又来一批伤员”。

回忆起当时的情形,宋老情绪有些激动,一边说,一边比划,胳膊上松弛的肉皮一摆一摆,拉扯出骨架的轮廓。

“最心痛的时候,是给伤员截肢,因为我们只有局部麻药。”宋希圣拳头攥得紧紧的,“伤员想喊又不敢喊。我让助手叠好白布,给伤员咬住,再继续手术。”

敌机轰隆隆不断掠过低空,房子震得快要散架。宋希圣想起白求恩曾说过的话:“前方战士不会因为轰炸而停止战斗,我们也不能因为轰炸而停止手术。”

回国后,华北手术队的军医都回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,继续救死扶伤。

“比起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官兵,我们做得很少。”宋希圣说,“如果有机会,还要多做一些。”

傍晚,宋老提出,想去医院的银杏大道上散散步。出门前,他特意整理了着装。

在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前,宋老沉默了。1950年,他和战友们援朝出发前,原本稀疏的银杏树,如今已经枝繁叶茂。

银杏大道上,夕阳将傍晚的天空点燃。风来了,不远处“白求恩医疗队”的队旗猎猎作响。

60多年前,宋希圣和战友们就是扛着这面旗帜,从朝鲜战场凯旋。

来源:中国军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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